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，骤间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，迫使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了生死离别的流亡之路。这其中有随企业内迁的职工、有公教人员，也有青年学生。过去常见的流亡学生回忆，多为大学生，像记述西南联大流亡大后方经历的专著与文章，多有出版，并传为佳话，向为世人所乐道。

山东画报出版社新近推出了《七千里流亡》一书，作者以生动流畅的笔墨，回忆了济南省立一中的师生流亡大后方的艰难历程。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在本书的推荐语里所说，抗战时“中学西迁，更加艰辛，也更有‘故事’。却长期不为人知，不被重视。刘可牧先生将那个大时代自己随校西迁，颠沛流离七千里的过程娓娓道来……填补了历史一道小小的，但却重要的空白”。八年抗战，不光是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，也是平民百姓拒做亡国奴的生死流亡。作为八年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亿万民众的颠沛流亡理应大书特书，不使淹没。

该书的作者刘可牧（1920-2007），曾用名刘保全。祖籍山东兰陵县，生于南京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，童年随父母迁居济南。刘先生从小酷爱文学，抗战前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（初级）中学时，即在林语堂主编的《谈风》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作品。济南沦陷前作者选择了随校西迁，途经河南、湖北、陕西，跋涉七千里，流亡到了四川。

晚年时，刘先生写下了这部抗战流亡回忆录，留下一段带有生命温度的个体史述。期间的轰炸，险途，饥寒，疠疫，贫困，无助，死亡，从军，革命，政争，迫害，逃离……抗战大时代里，同学、师长等各色人物的种种际遇和命运，都在实录笔下。流亡途中，师生们艰辛备尝，九死一生，或因饥饿、疾病而逝，或因溺水而亡，作者本人也险些被疾病夺去性命……难怪著名翻译家、政治学者冯克利慨叹说：“我读刘可牧先生这部晚年忆旧的遗稿，仿佛与他徜徉于青春梦的墓场，平淡文字铺陈的细节中，全是国难家殇。”

作者于晚年写下这部回忆录，使得他能以更具历史纵深的眼光和更开阔的视野回望那段峥嵘岁月，哀而不伤，写得从容而舒展。除了流亡的艰辛，书中还以情致盎然的文字，形象地再现了战争笼罩下流亡沿途五省的民情风物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抗战社会生活史存。

尤其可贵的是，作者的文字流畅而优美，一幅幅凄美的战时社会画卷，随着作者的行迹徐徐展开：泰山、赊旗店、山陕会馆、剑门、蓝滩……流亡沿途的山川地貌、乡俗风情扑面而来，历历在目。作者在写到战时河南名镇赊旗店时，这般描述：

“赊旗店已没有像样的商业和手工业。农家的农舍一片土黄色，只有一所基督教堂，青瓦粉墙很引人注目。清浅的唐、赵二河绕镇三面，向南缓缓流去。二河汇流处停着几只商船和渔舟。天地相接，宇宙辽廓……”

作者对沿途市井人物的刻画，从地方军政官员、商贾乡绅到贩夫走卒、农民村妇，也都眉目传神，活灵活现：

“赊旗店区公所设在南北大街路西的一所大院落里，门旁挂着个墨迹被风雨侵蚀难以辨识的公所牌子。穿灰衣的镇丁，肩上扛着杆‘汉阳造’，站在门旁。区长是个高胖大汉，土里土气的一身黑制服，头上戴了顶半新不旧的黑礼帽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神气并不多么足，因块头大，引人注目……”

在豫鄂边界，作者路遇当地一村妇：

“我们坐在路旁的大磐石上憩息，见一个妇女从坡后背着一个兜子下来，走得很吃力。她一眼瞥见我们坐在那里，就把背篼往石上猛地一卸，原来是一兜子麦黄杏。因为撂得猛，震出十几颗顺着山坡滚动。她用褴褛的袖子揩一把额上的汗水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‘看样子是些学生，外路人，吃罢，才摘的杏！’”

寥寥数语，村妇的健朴、豪爽便跃然目前。类似的描写，在书中比比皆是，举不胜举。单从写作的意义上说，《七千里流亡》也不失为一部上佳的范本，值得一读再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