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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家之眼——蔡春旭评薛龙春《元明书法谈丛》
发布时间:2017-11-28 来源:本站 发布: 浏览:3950次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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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明书法谈丛》

薛龙春  著

 

薛龙春教授在完成《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》的博士论文后即转入明清书法篆刻史研究,十余年来,他已完成郑簠和王宠两项个案研究,而关于王铎的研究已发表论文逾三十篇,编纂《王铎年谱长编》超百万字。他的研究既得传统文献搜集、考订之长,又善于以艺术社会史的方法讨论问题,同时勤于学书,得到多位名师指授,以隶书和行草为能事。《元明书法谈丛》是他研学之余所写小品文字,书分元明两部,元代17篇,明代25篇,每部各冠以概论一篇。文章以书家、印人或某一问题、现象展开,夹叙夹议,不无学术价值,略举数端:
由于文献匮乏,元明篆刻史的研究一直难以深入,本书作者通过挖掘文集和信札中的材料,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。元代儒生地位低下,为了生计而从事与文墨有关的行当,刻印为其中一途。这些印工借重与文人交往来提高声价,靠歌咏篇什而留名青史(《儒生改行作印工》)。通过钩沉文彭信札中提及的篆刻活动,作者发现明中叶的“篆印”和“刻印”是两个步骤,有时书家完成印稿后交由印工凑刀,而包揽两道工序的现象也有存在,且同一印稿可以刻数方印章(《文彭的“篆”与“刻”》),其中的复杂性不是“印人—印风”的认识框架可以涵盖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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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鲜于枢《草书赠笔工范君用册》,33.9×12.3cm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 

国内的书法史研究有个优良传统,即研究者兼习书法,它训练了书法史学者对笔墨、章法和书写工具的感受力。作者多年的书写经验使其对书写的物质性与书写活动尤为关注,这成为本书的一个焦点。他认为明以前书家多用硬毫笔,但羊毫在明代被部分书家青睐,柔软笔毫制造的偶然趣味与新鲜感成为历史的一重推力。晚明以后书家对笔、墨、纸的讲究“从一个侧面对传统帖学发出强有力的挑战”(页148),清代碑学的发生与此有内在的联系。书法立轴在晚明变得流行,它要求书家将小字“拓而大之”,否则缺乏观看性,这一时风导致书写技法与审美趣味都随之一变:“借助生绫(生宣)所带来的涨墨与枯笔,与羊毫在书写过程中所产生的偶然性,晚明人点画的轮廓往往显得模糊而不精确。”(页241)经过徐渭、张瑞图、王铎等人的书写实践,巨轴成为晚明书法的一个代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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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铎《行书赠汤若望诗册》,尺寸不详,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

 

王铎是晚明书法的一个重要节点,书中直接谈论的就有五、六题,呈现了一个鲜活立体的书家。王铎在诗文书画上都追求“气势雄阔”,于是他嘲笑松江派的绘画如盆景,只是小情小致,而推崇五代北宋的荆、关、董、巨的“大家体度”。书法则主张复古,喜书巨轴,极具纵横之势,如薛所蕴《观王尚书运笔歌》所述:“有时纵笔为大书,枯藤老柏横参差,崩崖耸壁互奔趋。”(《黜幽细,存粗猛》)王铎喜书“奇字”,时常借此炫博,拉着看客讲解自己书作中的“奇字”。他懂小学,编过《字牖》十七卷,试图借此来移风易俗,去黜当时流行的俗字。故在书法创作中,王铎有意参考“篆籀隶法”来写行楷书,通过视觉上的陌生感来界定知识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的距离(《王铎与“奇字”》)。晚明以来,临摹作品获得了与创作同等的地位,王铎就经常以临帖来应酬求索,在他的观念中“临摹就是创造”。但王铎的临作与原作差距甚大,不但临得“不像”,时常将数帖临成一轴,因为他知道受众关心的是他的书法水准和趣味本身,而不是文字内容(《临摹即创作》)。王铎的临作也会照顾接受者的情感与需求,有意避讳书写“疾、哀、罪、凶”等不吉利的字眼儿,从而造成文本的残阙、难识(《书作的忌讳》)。这些讨论从多方面刷新了我们对书家、书作的认识,得以了解时人的常识与观念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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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允明《行草书归田赋》,26.5×288,天津艺术博物馆藏

 

书品与人品的关系自北宋以来被文人空前强调。赵孟頫因曾出仕元朝,傅山竟从其书法中看出了“贱态”。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是同年进士,人称“三株树”,但因倪、黄殉国,论者以为二人书法有忠义之气,而王铎后来做了贰臣,王弘撰说他“略无行简”,其书法亦随之被贬低。尽管如此,赵孟頫在元明两朝影响甚巨,“是后代少有的能接绪晋唐用笔的大家”(页26)。而王铎在清初的声誉不容小觑,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以家藏王铎书作为荣(页249)。又如董其昌在书写中追求“淡”与“生趣”,似乎清新恬淡,与世无争,但其在政治上实属投机分子,善于经营、包装自己,又人品低劣,霸陵一方,遂有“民抄董宦”事件(《董其昌的“淡”》)。故作者认为政治人格非同于人品,亦不能与其艺术成就划等号,“书以人传”是“北宋以来书法批评的一个误区”(页21)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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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允明《行草诗轴》,148.8×51.5cm,南京博物院藏

 

本书作者善于从纷繁的史料和作品中发现问题,借助问题展开讨论,剖析内理。透过他的“史家之眼”,每个书家、印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物,他们有喜怒哀乐,有俗事缠身,为了糊口,书家需要写字应酬,印人则东奔西走,兜售技艺。他们并非终日静坐书斋、弹琴啜茗的世外高人,尽管传记文本中的艺术家形象就是如此,但作者试图以当代的历史书写还原其本来面目。而书中所蕴含的历史关怀,似乎又是针对现实而发,如《邓文原地位日高,书学益废》、《笔、墨品牌的“树”与“毁”》,与目下的情形何其相似。

书中有一处问题值得商榷:作者认为赵孟頫所画之马“常常为人所拘牵”,引用旁人观点认为“这或许是赵孟頫虽为天马却不得驰纵的自喻”(页20),这一解释颇牵强。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七记载赵孟頫题画马云:“吾自幼好画马,自谓颇尽物之性”;再则,赵孟頫画马取法韩幹、李公麟,与其画学崇尚“古意”相关,故李铸晋认为“马画对赵孟頫来说是一种文人画,充满了古意与完美文人所具备的高雅品位。”(《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》,收入氏著《鹊华秋色——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8,页110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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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允明《草书曹植诗卷》,36.2×1154.7cm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 

如今市面流行的书法鉴赏类读物多奢谈感受而不求书学,空论形式而不明书理。书肆中虽不乏书法史专著,但兼具可读性与学术价值的普及型读物却寡见,似乎学者惯于躲进小楼写学术文章,近年学术讲座的流行或可稍补遗憾,如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专家刘涛先生的《书法谈丛》、《字里书外》等书则实为一股清新之风。本书作者有中文系的求学背景,早年做过记者,行文剪裁精当,文笔老练可读,铺叙逸事不同于编“故事会”,而能揆察历史的本相,正如后记所云:“本书读起来或许比较轻松,但并不代表笔者对于这一时期的世风、环境、书家、书写活动及其文化没有深入的思考。”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(作者单位: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)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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